每逢春节，大城市都会上演一场中国独有的人口大迁徙。
数以亿计的外地人从大城市回到自己长大的县城、乡镇和农村。而那些留在大城市生活的人，突然发现，连点个外卖都没有人送上门了，
也有另一部分人欢欣雀跃，认为这才是城市本来应该有的清净，外地人走了就不要回来。
如今的大城市真的离得开外地人吗？逢年过节时的空巷，到底是大城市的幸运，还是危机？
你离不开外地人
在互联网上，有这样一种非常经典的排斥外地人的理论：都是外地人抢占了我们的资源，害我们找工作这么难！
确实，我们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，外地人占据了很大的比例，即便是最保守的广州也有533.86万的外来常住人口，占总人口38%，北京和上海的外地人口比例也分别占到38%和40.5%。
与广州毗邻的深圳最厉害，尽管2016年深圳市官方公布的常住人口是1191万，但同年公布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职职工1000万人，按这个比例，84%的深圳人都是在工作的青壮劳动力，是非常不合理的。
每年春节结束，就有大量外地打工者就返回深圳寻找工作/视觉中国
深圳到底有多少外地人？2016年深圳禁摩，深圳交警在一次新闻通气会上不小心透露，“摩的会影响影响居住生活在深圳的2000万居民的舒适、安全出行”。扣除户籍人口404万，深圳的外地人口约1596万，占比79.8%——这意味着10个深圳人里，有8个都是外地人。
如果他们都走了，城市确实空了，同时，城市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瘫痪。
外地人做着本地人不屑做的苦力活。北京市快递71.4%和餐饮行业73.2%都是靠外地人在运转，赶走了外地人，快递停了，吃不到外卖，首先面临的就是涨价。2018年春节期间，顺丰等快递公司会加收每单10元的快递费，北京出现了5-10万保姆缺口，平时护工均涨价40-60元/小时不等。
2015年12月1日，北京空气重度污染。一位快递小哥用衣物遮住口鼻仍在送快递/视觉中国
一线大城市所有行业想要正常运转，都离不开外地人。在北京，各行各业的外地人比例都达到了惊人的70%以上。更要的是，“外地人”并不等于“底层劳动者”，他们同样占据了大城市的食物链顶端，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在上海，第三产业与高端人才需求远远超过了本地能供应能力，一些高收入行业，例如计算机软件硬件外地人占比71.4%，基金、证券、投资占比83.33%，公共管理、社会组织94.16%都是外地人。
不客气的说，他们才掌握着城市的未来。在这一点上，城市规划者也有共识，例如深圳、上海都有海归留学生、高学历研究生优先积分落户的政策。
2016年，江苏南京江宁区人事局，有专门的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窗口/视觉中国
这些高级外地人才抢了本地人的工作吗？其实，每增加一个高科技行业就业岗位，就会带动五个服务业的就业岗位，其中三个为生活服务业岗位。他们是在创造就业，而不是抢占资源。
外地人与城市发展之间，远远不是本地人叫嚣的“抢了我的工作”这么肤浅，相反，真正进入大城市中心市区的人很少，他们中的多数是在努力地扩建城市的边缘。
我们再往前追溯，2000到2003年，上海市9个中心城区外地人口几乎没有增长，徐汇（－12.05%）和静安（－8.41%）甚至出现了负增长。相反，10个郊区县的外来人口却出现大幅增长，增幅高达43%，尤其是松江（70.87%）、青浦（60.58%）、嘉定（57.52%）3个区增长幅度最大。
2016年8月27日，因地产开发，上海地铁九号线松江大学城站旁树立了千根水泥丛林/视觉中国
这与当时上海在这三地“173平方公里开发区”计划密切相关，建设新开发区需要大量劳动力，有些企业为了招到足够数量的员工，招工中对工人的文化水平要求从高中以上降到了初中以上。
尽管后来173开发区不了了之，但外地人口留下来了，2005年松江大学城建成，松江、嘉定通往上海市区的地铁陆续开工，途径松江新区和嘉定的两条地铁9号线、11号线分别在2007年和2009年投入运行。
如果不是外地人涌入一起建设，大城市的规划根本不会到今天的面积，北上广是变成大城市，还是大县城，地铁能否修到你家门口，或许还是个疑问。
城市这么糟，不怪外地人
既然外地人的到来，推动了城市的建设，为什么他们让城市更拥堵了？还抬高了城市的房价？这又是另一种在互联网上相当热门的“反外地人”言论。
那么交通拥堵、医疗资源紧缺、上学排不上队、住房紧张，这些真的是由外地人造成的吗？
高架桥上拥堵的车辆，是北京夜色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/视觉中国
这些问题表面上看上去是人口聚集带来的，根源其实在公共资源短缺。
从公共交通来说，城市面貌与人口密度，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。上海面积6340平方公里，人口2415万，人口密度刚刚达到3809人/平方公里。相比之下，整个东京都面积2191平方公里，包含23个特别区和多摩地区，人口密度达到了6158人/平方公里。
相比上海，为什么东京更秩序井然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东京的公共交通远比上海发达。
2017年建成17条地铁线路后，总长637公里接近东京地铁的两倍，但密度和数量上远远不及东京地铁。
先看东京的：
再看上海的：
换句话说，不是我们的人太多，而是地铁太少。
密度和数量不够，带来了整体运行效率的低下。例如从大阪关西机场到京都站100公里左右的路程坐机场特快只要76分钟，而上海浦东机场到虹桥机场，50公里路程坐轨道交通需要2个小时。我们的城市地铁运行效率与数量都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。
同样，大城市拥堵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城市道路密度太低了，循环不畅通。2016年《自然》杂志上发布了一篇研究，来自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者绘制了全世界80个城市的开放街道地图，如下图：
不难发现，夜色下的北京主要环路上灯火通明，但从二环之外就开始出现大面积的黑暗区域，远远不及洛杉矶、京东、纽约的城市街道密集度。
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城市规划才开始起步，设计之初并没有考虑到人口爆炸的现状，那么30年过去了，依然没有做好准备迎接更多的外地人。
相反，一线城市采取了简单粗暴的限流措施，变相地驱赶外地人。从2004年开始，北京开始摇号购车、限行，即便如此，首都依然是首堵，2017年以全年拥堵1549小时占据全国城市拥堵排行榜第一。
而且这种人口管控，越来越“润物细无声”。例如，外地律师想到上海工作，办理律师从业资格证，就必须先有居住证，但要办居住证必须缴纳一年以上的租房税——一种房租之外、房租5-10%的房屋租赁税。
在上海，各种大小人才招聘会上都有《上海市居住证》政策的咨询专柜/视觉中国
或许有本地人会反驳，你享受了上海这么好的环境，每年多交1、2000块钱怎么了？但他们忘了，律师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有一定职业门槛的工作，从中高端职业群体就开始变相赶人，保不齐哪一天公共资源不够了，就开始砍有户口的本地人了。
另外两个本地人十分珍视的公共资源，就是孩子的上学机会和医生床位都被外地人抢了。
要搞清楚大城市上学为什么这么难，首先要明白，今天的大城市教育规模是被人为缩减的，城市的潜力远远不止如此。
1996年之前，北京、上海小学阶段在校生都在100万人以上，2006年因为大规模拆民办学校，学生人数降至最低点，分别为47万人、53万人，此后才开始缓慢上升。广州市小学阶段在校生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89万人后，开始缓慢下降，2012年为82万人。
2010年12月17日凌晨，丰台一个民工子弟幼儿园被拆，挖掘机、推土机瞬间让幼儿园化为废墟/视觉中国
其次，本地人的医生、床位不是被外地人抢了，而是本身就不够。医生数量的增速远远没有赶上人口数量，2015年底，上海常住人口相比2005年前增加了637万人，执业医师4.4万人，相比10年前，医生仅增加了1.9万人。
医生为什么这么少，2005年-2015年大陆培养了470万名医学专业毕业生，而医生总数只增加了75万。为什么留不住学生，答案不言而喻。
大城市得靠外地人养老
不仅是城市里的年轻人抱怨，城市的老一辈城市居民也愤恨得咬牙切齿：这些外地来的民工，要国家给他们提供社保、养老金，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养老金！
这种荒诞无知的指控，是给外地人泼的脏水中最令人无语的一种，因为流动人口在不断为大城市的养老金做贡献，这是基本的常识。
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，中国早已在养老金的泥潭里沉沦多时。2016年，中国养老金年收入35058亿元，比上年增长19.5%，年支出31854亿元，比上年增长23.4%。支出增幅大于收入增幅，养老金的水池很快就要亏空了。
2012年3月22日，北京一私人养老院内。一位患老年痴呆的老人独自坐在走廊里/视觉中国
目前，已经有13个地区的养老金结余无法支撑1年以上，最严重的地区就是东北三省，黑龙江省的养老金早已亏空，赤字232亿元。为什么？因为东北人口流失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之一。
外地人口流失对养老金的影响有多大？首先，我们要搞清楚养老金的收发模式。养老金的账户实际上只是一个记账的账户，里面的数字只是你在退休后享受养老金水平的计算基数，而实际上你账户里的钱已经被用来支付给当下的老年人了。
换句话说，今天正在工作的我们，未来的养老金就要靠下一代的年轻人努力工作、不断交养老保险金。毫无疑问，占大城市70%劳动力的外地人口，是城市养老金的重要来源。
2017年2月16日清晨六点，济南，近千名农民工在路边等待“趴活”/视觉中国
在严峻的老龄化趋势之下，从2015年到2030年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少则减少89万人，多则减少270万人；就在前几年，上海的养老金常常入不敷出，每年需要财政大量补贴。
上海市社保局的数据显示，2010年上海的养老金余额是负103.54亿元，但在2011年突然转负为正，变成了211.61亿元，就是因为上海市政府在2011年6月出了一项社保新政，把原本的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变成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纳人数立刻增加了384万人，与2010年缴纳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的404万人的数量大致吻合。
北京的情况与上海相近，扣除农村户籍，北京仅有600余万城镇户籍人口会参加职工养老，但北京缴纳职工养老的有1187.5万人，500万左右的差额都是非京籍劳动力贡献的。
2014年12月9日北京，农民工离开建筑工地。据估计，中国有超过4000万名建筑工人从小县城到大城市打工/视觉中国
四大一线城市中最开放的深圳，2016年全市有1000万人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前文提到，深圳的户籍人口才404万，也就是说，60%的养老金都是外地人口贡献的，或许这才是“来了都是深圳人”这句话真正的含义。
不仅如此，外来人口的贡献远远大于城市为他们的付出。
据上海大学刘玉照教授的数据，2015年上海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（小学+初中）的财政支出88.68亿，当年110万非户籍人口及其单位至少缴纳了526.5亿社保费，让上海2015年基本养老盈余173亿，如果扣掉他们的贡献，养老金瞬间变成亏空353亿。
2006年9月1日南京明光双宇外来工子弟小学一名因报名晚了未能入学的孩子，蹲在校室门口，2010年，学校遭遇4次搬迁后最终关闭/视觉中国
因此，大城市想要解决养老金问题，只有一条路，让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进来，提高城市的劳动生产率，为养老金金库持续纳税。
外来人口这么多好处，为什么现在有些城市还特别嚣张，要赶走外地人？其实是因为他们钻了养老金政策的空子。
从2011年开始，城镇企业职工（包括农民工）一旦参保养老保险，就不能退保。转移接续手续，需要缴纳12%的统筹金额才能转走，8%留在当地，个人帐户全部转移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能够成功转移个人账户的并不多，因为城市流动人口中主要是农民工，他们在城市就业和打工年限很难满足15年以上的年限，因此，在退休之后几乎很难享受到养老金的福利。
他们在城市里打工时缴纳的养老金留给了大城市，补贴了城市，自己却要被逼回小县城老无所依。
大城市管理者和土著们忘了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，是踩在这些外来打工者的肩膀上过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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